整治水环境修复水生态

在应急性的专政状态下，法治与专政的关系既对立又相容，对立是技术性的，是相对次要的关系，而相容则是制度性的，是更为根本的关系。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进入了无阶级社会，而一旦进入无阶级社会，同样意味着革命专政的结束。三、专政形态的历史演化 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专政官制度是古罗马共和国的首创，在当时是独特和唯一的，此后，则被一些国家模仿、借鉴和改造，经历了一个由应急措施到专政体制的演变过程。

有人主张要继续理直气壮地坚持专政，专政和法治并不矛盾;有人主张要大力推进法治，而专政与法治不能共存。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专政两大类型和三种具体形态的区分只是一种理论概括，它只在典型的意义上才能够成立，而在人类具体政治实践的层面，以上各种专政类型和形态并不是彼此截然分开的。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社会成员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原有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如封建领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以及小商人、手工业者、地主、小农等等，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人口已经开始占居社会多数甚至绝对多数。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可以调和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总是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在理论上设想的专政属于何种类型的专政?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专政，而非应急性的或常态体制的专政。

因此，即使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转型期相对更长的俄国，列宁所设想的专政期间最大限度也是在20年之内的，因此，列宁所主张的专政仍然具有过渡性专政的属性，而不是持续地长期存在的、作为国家治理常态形式的体制化专政。由于本文作者假定，关注和参与专政与法治讨论的人们都是法治选项的坚定支持者，故而本文不再去讨论何为法治以及法治选项的合理性、必要性等问题，而只是对于专政体制与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及其与法治的多重关系作出梳理，供方家指正。专政就是(请基泽韦捷尔、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之流的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259页，并参见第417页的150号注释)。

二、专政的起源及其基本特质 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专政最初出现在古罗马共和时期。不过，只要专政确实具有过渡性的特质，它与法治的相容性仍然存在。两执政官制的设置着眼于权力制衡，在这一方面它确实绰绰有余，然而难以保证政府权力能够迅捷和不间断地有效行使。当然，仅仅靠法治也不行，法治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达成理想的目标。

为了克服危机，政府可能采取非常警察措施(前文提及的非常警卫)、戒严、军事管制等手段，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暂时限制和停止宪法与法律授予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也可以不按照一般的法律程序实施必要的强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扣押或征用财产等等)。这倒是一个可喜现象，表明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因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个问题，三十余年前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给予否定回答的。

法治与专政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形。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一方面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也有效地保卫了红色政权。专政官制度的设立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与专政一词有些纠缠的词是专制。

五、关于马克思的专政理论 在当代中文语境中，专政作为指称政治体制的一个专门术语，连引车卖浆者流也耳熟能详，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有直接关系。考虑到从人治向法治转型不仅是一个特别复杂和艰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我们在法治的路上行进时，基于轻重缓急的考虑权衡，有时候可能以退为进，不得不采取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与法治原则有某种矛盾的选项，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某个选项是从根本上排斥法治的，就只能予以放弃，要不然就得放弃我们共同认可的讨论问题的前提。第三种形态是常态性的体制化专政。这种常态性的体制化专政在各国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政治秩序的崩溃，经济发展的困顿，代议制民主的失败、强人政治的传统、民主与法治观念的缺乏、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以及外部力量的压迫等等，都是常见的诱因。

到了王政时代后期，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未经选举以武力上位，而且严重滥用权力，在统治了二十余年之后最终被罗马人民推翻，古罗马历史便由此进入了为期约五百年的共和时代。从起源上说，despotism是古希腊人用来指称亚洲帝国体制的一个词语，所谓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即由此而来。

正是借助于专政官这种制度设计，古罗马共和国才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危机，使共和体制延续了约五百年。一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当国家面临外部武装力量入侵或者国内大规模骚乱、暴动、内战、瘟疫、自然灾害等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时候，现代法治国家通常会依照法定程序宣布某个区域乃至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旦进入紧急状态，政府便被授予一种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紧急权力。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与中文表达方式不同的是，在欧美各民族的语言中，专政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专政，它们是被用同一个名词来表达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似乎各有所据，谁也说服不了谁。每当两位执政官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或者国家面临危机(例如战争)需要迅速作出决策的时候，古罗马共和国就会任命一位专政官。把专政引入社会主义社会是斯大林的首创。

第二个特质是专政官制度属于危机管理的一种临时措施。于是，列宁第二次给出了专政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尽管如此，在马克思本人的话语体系中，终其一生一直以共产主义作为表达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共和国的政体与王政时代相比，只有一个关键的变化——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以执政官取代了国王，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同时设置两位执政官以使之相互制衡。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任何人如果去想象列宁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接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的问题，都是很不严肃的。

由于专政官的行为是不受合法性审查的，在司法的层面上就意味着专政官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即使专政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并且对公共利益或他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权利造成了损害，在事中和事后也都不会被以受害人自诉或国家公诉的方式提交司法程序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其实，专政/独裁一词在欧美民族的西语语境中，也经历了从褒义词或中性词到贬义词的重大变化。当然，如何把《党章》和《宪法》中的法治原则落实为具体的完备而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仍然固守过时的专政理论和专政体制，法治国家的目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两大类型专政的又可以区分为三种具体形态。

孙中山先生生前提出而未来得及施行的民主建国三阶段理论，强调军政、训政、宪政依次递进，就表达出通过过渡性专政为法治开通道路的意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进一步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共识，而以法治体系、法治国家取代专政体制正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超越于法律之上，就意味着专政官有权对任何人实施超法律的强制，因此，专政官能够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某项举措对于自己履行职责是必要的，便可以就此作出任何决定，采取任何措施，至于这些决定和措施是否违背法律则可以不必考虑，任何人都必须绝对服从专政官的任何命令，否则，便会受到强制乃至处决。据历史学家的梳理，在共和前期的119年里，共有七个人做过专政官，其中，担任专政官次数最多的是被誉为再造祖国之父的卡米路斯，曾经先后五次担任此职。

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由专政体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从1982年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被概括为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到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开始被党内具有最高制度约束力的《党章》和国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所否定，这也意味着对斯大林首创的把专政体制引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理论的拨乱反正，意味着对毛泽东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拨乱反正。在过渡性的专政体制下，法治与专政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相容的，但是，对立性的成分明显增强，因为专政已经不是临时性的危机管理措施，而成为一种国家治理的体制。

此后，应急性专政便沉寂在千余年的人类政治文明史长河之中，到了近现代，另一种模式的应急性专政又开始出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紧急状态其实就是应急性专政的一种表现形态。列宁于1920年10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发表了以《青年团的任务》为题的讲话，他说： 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其实，马克思不仅主张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期间实行专政，他对于资产阶级暴力革命中的专政也同样持肯定的态度，例如，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实行独裁时，马克思就以赞赏的态度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声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写过与加里波第有关的数篇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称加里波第为西西里的独裁者、勇敢的领袖意大利的英雄和我们的英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收入的数篇文献)。

继凯撒而起的渥大维继续实行军事独裁，并且最终完全确立了常态化的专政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自1999年法治入宪以来，国家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大听得到对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公开质疑。

这在法律的层面上有三层含义：其一，专政官的权力超越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所主张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的革命专政，是以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终点的。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专政，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作为危机管理临时措施的专政和作为政权形态的体制化的专政。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走法治之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既定前提，那么，其他方面的选项就要与法治不相矛盾才好。